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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的話金 惠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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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對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有所了解, 曾經收集幷閱讀過一些資料。 但是終因他務纏身, 一直事與願違, 遲遲未有進展。 2004年1月我訪問中國廣州的中山大學時, 在該校附近的一家書店裏偶遇此書。 當天晩上我把所有其他事務都擱置一邊, 就通讀了這本書。 雖然不能就此全部了解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的細枝末節, 但至少在把握其整體脈絡上得到了決定性的幫助。 當時我一邊咀嚼本書的內容, 一邊有了譯成韓文出版的想法, 因爲我猜想韓國不乏象我這樣的人。 恰好本書的作者也在廣州工作, 在回國之前有機會相見。 本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 其最大的優點在於通過本書能夠理解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乃至女性主義文學的概貌。 作者在本書中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何時傳入中國大陸, 如何被中國大陸的批評家們借用和改造, 經過怎樣的過程有效地成爲文學批評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元, 此間有了怎樣的變化和發展, 未來的前景如何等等給予了一次較全面的梳理和總結。 這樣的工作, 乍一看很容易被誤解爲似乎不過是單純的整理而已, 可實際上是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將無數的資料和各種觀點系統化的, 這是一項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努力的、具有挑戰性的艱苦的工作。 據譯者所知, 20世紀後期以來在歐美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從恢複女性權益出發, 已經發展到試圖拆解以男性爲中心的人類思維方式和生活本身。 女性主義批評正是站在這一企圖的前邊。 由於其理論的革命性與實踐的有效性, 女性主義批評已成爲批評界的一個重要流派。 但是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乃至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似乎尚未到達這種盛況。 本書中談到的有關中國批評家和學者的人數並不很多, 從某種角度上看其活動也好像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 然而從整個中國社會來看, 女性主義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 這一點從近來所謂“軀體寫作”、“個人化寫作”等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流行可略見一斑。 雖然這不乏有與露骨的商業主義相結合以及男性主義所起的微妙作用的原因, 但是依舊不可否認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於自西方傳入的女性主義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緣故。 並且從同一個意義上來講, 作爲女性主義一部分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同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問題在於對於這種與女性主義相關的社會現象, 即女性話語的盛行, 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恐怕並沒有作出及時的、有效的反應。 這或許與女性主義理論最初傳入中國時, 主要不是從社會批評的角度而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出發有關。 作者指出, 對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作一種塵埃落定式的結論, 似乎還爲時過早。 因爲雖然其已在中國的批評界確定了自己的地位, 呈現出建構式、兼容式、顛覆式等多種形態, 但是現在仍處於不斷往複突圍與陷落的發展過程之中。 作者的這種說明與判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僅限於少數集團內部的一種推拉式的活動, 那麽其前景是不容樂觀的。 再說, 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們應該在與社會實踐緊密相結合的同時, 更加積極的謀求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 作者明確認識到這一點, 先對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了總體的檢查和梳理。 我認爲作者的這一努力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 盡管如此, 本書也並非盡善盡美。 從整體上看, 理論還不夠嚴密, 敘述也還不夠嚴謹, 而且還不無出現一些不很正確的評價和不很合適的字句。 特別是在許多地方大量引用或槪括他人的觀點, 以此來間接地表達自身的見解。 這可能與作者長期從事報社文化記者的工作經曆有關, 同時這本身也正反映了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研究水平。 但是瑕不掩瑜, 與本書的先導性以及學術成就相比, 這些不足不過是白璧微瑕, 並不損傷本書的根本意義和價值。 本書的原名爲《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陳志紅, 杭州: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02年3月)。 作者解釋說“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更多地體現爲一種理論形態的總括, 基本上指中國自身已確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則更多地表現爲一種動感, 是指全世界範圍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動態。 譯者尊重作者的原意, 在譯書的正文部分仍舊使用作者的字句, 只是考慮到韓國的觀念和語言習慣, 將譯書的題目定爲《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此, 我向欣快允許韓文版出版並撰寫其序言的作者表示謝意, 同時向支持本書出版的釜山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和釜山大學出版社表示謝意, 幷向閱讀飜譯初稿而提出各種意見的柳濟分教授表示感謝。 對於因譯者的疏忽造成的錯誤, 還望各位讀者給予諒解和指正。 2005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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